陆家嘴金融中心：浦东开发开放的画龙点睛之笔

       【口述前记】  王安德，1950年4月生。曾任上海市房地局局长助理、上海市土地批租办公室副主任、上海市土地局土地有偿使用处处长、市政府浦东开发办政策研究室负责人。1990年7月至1998年5月任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公司总经理，1996年5月兼任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公司党委书记；1993年1月起兼任浦东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党工委委员，参与了陆家嘴金融贸易区艰苦奋斗、从无到有的开发建设过程。2000年8月到2003年2月任上海市浦东新区常委、副区长。2003年以后，负责陆家嘴开发二期：“陆家嘴滨江金融城”的规划、开发与建设，2012年起聘为陆家嘴前滩开发首席顾问。

       口述：王安德

       采访：谢黎萍  郭继  马婉  姚吉安

       整理：马婉  郭继

       时间：2019年11月11日、25日

       很多人都说，中国改革开放的40年是世界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史上的奇迹，浦东开发则是这个奇迹中的亮点之一。陆家嘴金融中心的拔地而起，更是浦东开发的画龙点睛之笔。那真的是一段沧海变桑田、化腐朽为神奇的历史。我有缘从1990年到现在，在不同的岗位上参与了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的全程开发，现在回想起来，很多事情依然历历在目，也为自己能够为上海城市发展中的大事件做些事，感到充实、感到幸运。

“金融先行”让我与陆家嘴结缘

       开发浦东，是我国在试行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圳实践”之后，为参与21世纪世界经济发展和竞争的一个战略布局。为了下好这招棋，中央和上海在浦东作出建立陆家嘴金融贸易区、金桥出口加工区和外高桥保税区3个核心功能区的重大举措。其中，陆家嘴金融贸易区是我国第一个以“金融贸易区”命名的开发区，是落实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关于金融的讲话精神的一块先行先试的试验田。

       小平同志曾高瞻远瞩地指出：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这个要好多年以后，但是现在就要做起。以此为指导，上海在陆家嘴开发中提出“金融先行”的概念，把金融放到非常重要的位置去谋划和发展。从全市抽调精兵强将组建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公司领导班子，我有幸成为其中的一员。

       现在想想，我能够被抽调到陆家嘴工作大概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我感觉与我的早期工作经历和曾大胆进行改革实践的情况有关。我是工人出身从学徒做起的，14年学徒和工厂工作经历让我掌握了机械制造和自动化方面的知识，同时积累了一定的管理知识，萌生了不安于现状的改革创新意识，尝试做了不少技术革新和企业管理的改革。为了自我提高，我还去上海外国语大学夜大学习了两年半，其间，也从工人、技术员，做到技术科长、技术厂长。1980年到1982年间，我经过市建委批准，把市房地局下属的5个机械制造、房屋设备保养厂组合起来，搞了一个上海房屋设备总厂，生产取得很大成效，也因此在1984年—1985年间被评为上海市改革积极分子，应该说我的这些不安于现状的变革意识与即将到来的浦东开发开放的大潮合拍，也使得我能够纳入市委选人的视野范围。

       第二个原因，我感觉与我参加上海市第一块土地批租试点的工作经历有关。1985年，我成为市房地产管理局局长助理，被派去香港学习进修。1986年上海试行土地使用制度改革，成立市土地批租领导小组和土地批租领导小组办公室，房地局局长蒋如高任主任，我任副主任后来又兼市土地局有偿用地处处长。我参与了全国第一个关于土地有偿使用改革的行政规章的起草编制，参与了我国第一个国际公开招标的土地批租改革试点的全过程，对房地产体制改革、市场化运作土地资源变成生产要素、变成建设资金等方面有了实践知识。

       第三个原因，我感觉也与我任市政府浦东开发办公室政策研究室负责人的工作经历有关。1990年5月2日，上海市政府浦东开发办公室成立，我任开发办政策研究室负责人，直接参加了按中央精神编制一系列浦东开发政策的过程，特别是参与了落实浦东开发十大政策的文件的编制过程，对开发开放浦东这个国家战略的意图和目标要求有了更深的理解，也对上海提出的“开发浦东、振兴上海、服务全国、面向世界”的16字方针有了更深的理解。

      1990年9月11日，上海市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公司、金桥出口加工区开发公司和外高桥保税区开发公司在塘桥由由饭店召开成立大会

       1990年7月，上海市宣布成立陆家嘴、金桥、外高桥三大开发公司，我担任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公司总经理。同时任命的还有3位副总，分别是刚选上黄浦区副区长的余力、原友谊商店总经理汪雅谷和原建设银行五支行行长郑尚武，以及2位办公室负责人。我们6个人坐在浦东开发办的临时办公室里，拿着一张当时的浦东开发总规划图纸，看着什么也没有的陆家嘴——真的是“五无”：没有具体规划、没有可供开发的一亩土地、没有一分钱、没有一个项目、没有一名员工——面对落实国家战略的重大目标和“五无”的起步现状，大家心里十分焦虑和没底。记得在1990年，我参加全国开发区工作会议时，向国务院副秘书长、特区办主任何椿霖同志请示这个金融贸易区怎么做，他跟我笑笑说：“你是第一次碰到，我也是第一次碰到，我们大家一起探索。”

摸清家底，坚定开发的信心和决心

       俗话说，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对于我们6个不是浦东地区土生土长的开发者来说，要真正能在陆家嘴扎下根开展工作，必须对陆家嘴的基本状况有个清楚全面的了解。为此，我们到派出所，到居委会，到农村的大队，一家一家去“抄户表”，通过抄户籍、房屋产权、房产租赁的存根等资料，摸清了陆家嘴的人口、建筑、企业、土地等基本状况。

       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仅在小陆家嘴1.7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就有居民16945户，常住人口49234人，还有39个大型的央企和上海市重点企业，如烟草机械厂、联合毛纺厂、上海钢球厂、上海肠衣厂、立新船厂、上海船厂等；有14个码头仓库，如上粮一库等；250多家小型的企业商店。这无不说明，陆家嘴的待开发土地不像金桥、外高桥两个开发区那样以农田为主，也预示着未来陆家嘴开发的动迁任务是非常繁重的。不仅如此，陆家嘴地区的城市基础设施条件也不是很好，“烂泥渡路”不仅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名，也是当时陆家嘴状况的一种生动写照。如果按1980年《动迁法》规定的每户平均住房按60平方米来算，仅小陆家嘴居民动迁房就要102万平方米，再加上工厂的搬迁，费用巨大。更不要说整个42平方公里的陆家嘴地区有人口65万，162个居民小区，153个居委会，布满建筑和居民，可以开发的农地只有3平方公里。

开发前的浦东烂泥渡地区

       1990年10月，当我们把这些情况报告上去，朱镕基市长听了非常着急。他说：坏了，这不是旧城改造吗？怎么还叫建设CBD？金融贸易区哪年哪月才能建成？倪天增副市长向他解释说，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旧城改造和新区建设相结合的地方。朱市长说，哪天我们弄个直升飞机上去看看，该怎么做？怎么做得成功？他还提出要研究金融贸易区到底放哪里的问题。

       虽然，我们知道这个任务很艰巨，但是我们还是实事求是地进行仔细的调研和反复比较论证，也在这一过程中厘清了如何在陆家嘴开展开发建设的大思路，坚定了要在陆家嘴建设金融贸易区的决心。1990年11月27日，我给朱镕基市长写了一封信，详细汇报了我们的想法，主要内容是：实事求是看待陆家嘴开发的3个困难条件，分析陆家嘴开发的3个有利因素，回答朱镕基市长提出的一些问题。

       在信中，我们首先指出由于陆家嘴地段好，大家的投资兴趣比较高，外资虽多观望酝酿，但内资银行、各省市都有意愿来投资。二是陆家嘴地区的地下管线基础在整个浦东地区还是比较好的，不必等待水、电、煤等的全面扩容，当前启动项目可以接上去就用。三是虽然有不少人口和建筑，但开发相对集中容易形成气候，有利于树立浦东开发开放的形象。关于投资组织问题，我们在信里提出“先内资后外资”的想法，同时地价要从低到高有个过程。关于开发方式，我们提出“统一规划、集中组织”的想法，也就是投资项目的摆放要归口统一，以尽快形成气候。总的来说，我们在信中要表达的是金融贸易区建设的选址还应该是在陆家嘴。在我们公司进行金融贸易区选址再论证的同时，市政府浦东开发办和市规划院也做了很多比较研究，大家最后都还是聚焦陆家嘴地区。

       1990年12月20日，朱镕基、黄菊、倪天增等市领导一起听浦东的规划和项目启动建设问题汇报时，朱镕基市长明确拍板金融贸易区还是要建在陆家嘴。从此，我们也做好打硬仗的思想准备，披荆斩棘、一往无前，没有规划做规划，没有资金筹资金。当时的设想是：在1990年至1995年集中做规划、动迁，准备土地；在1995年至2000年做基础开发，功能开发，形成一个基本的框架；在2000年至2010年，基本建成国际金融中心的功能框架。现在看来，这个目标和进度基本做到了，有的还有提前。

“规划先行”抓住破解难题的“牛鼻子”

       1990年浦东开发宣布不久，市政府浦东开发办就提出了“规划先行、基础设施先行、金融先行”的口号。之所以提出“规划先行”是因为浦东开发是跨世纪的大战略，只有先把规划搞清楚了，才能分步骤分阶段、高标准高质量地把浦东建设成为现代化新城区。早在我们3个开发公司成立的时候，金桥和外高桥都已有了获批的规划，就陆家嘴还没有确定选址布局和详细规划，这也使得我们很难具体协调推进开发工作。

       因此，我们必须抓住规划这个关键，把所有问题想清楚想明白，何况规划做得好可以管100年，如果做得不好，实施后永远没有机会重新再来，这一步走偏了，永远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所以，我们决定规划问题一定要“事成于思”“谋定而动”。

       根据中央和市里的要求，陆家嘴地区要与“把浦东建设成为国际化、枢纽化、现代化的世界一流新市区”的目标相适应，就必须建成面向国际的现代化的金融贸易区。它的规划，也必须与世界一流CBD相媲美。对此，朱镕基市长非常有魄力地指出：“陆家嘴是上海的一个面孔，我们紧锣密鼓地搞起来，总体规划可以搞国际设计招标、搞规划竞赛，这也是一种宣传。”

       于是，1992年5月，我们出资200万元参与组织和启动由法国政府公共工程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联合举办的“上海市陆家嘴中心区规划及城市设计国际咨询”，历经一年左右时间，1993年由市规划设计院、华东规划设计院、同济大学和陆家嘴开发公司等多方力量组成的规划深化工作小组拿出了送审的规划深化方案。这个国际规划设计方案的咨询和深化设计，一共进行了三轮，逐步集聚精华形成共识。到1993年5月前后，我们最终拿出了一个做到东方和西方、历史和未来、浦东和浦西相结合的深化方案，后经市人大、市政协和市委常委会审查后，在1993年12月28日获上海市政府正式批准。

       通过做规划，我们解决了陆家嘴开发在规划方面的4大战略性问题和4个技术性问题。

       第一个战略性问题是为什么要建中国的金融贸易区，第二个战略性问题是金融贸易区的选址，这两个问题在前期很快就达成一致解决了。第三个战略性问题是要不要建轴线大道问题。我们着手开发陆家嘴的时候，陆家嘴是已有路网的，但都是沿着黄浦江岸线走向且比较窄，最宽的浦东大道也只有双向四车道。随着开发量上去，交通肯定无法承载。朱镕基市长和我们就思考解决开发后的大规模车流量问题。经过测算，决定建一个轴线大道。部分规划专家不很赞同，认为不仅动迁量太大，而且几乎全盘打破原来的路网格局，对交通组织带来极大问题。此外，对轴线大道是做成“形态轴”还是“视觉走廊”也存在着不同意见。最后，我们从有利于开发区功能形态建设和城市经济活动需求的角度出发，还是决定杀出一条血路来，建100米宽的轴线大道，这一方案得到了朱镕基市长和倪天增副市长的支持。

       陆家嘴开发在规划上解决的第四个战略性问题是功能开发和功能性大楼的分类摆放问题。那时，有一种观点认为，应先集中做好小陆家嘴1.7平方公里的开发，因为黄浦江对岸天天能看到，所以有大楼项目就应先放小陆家嘴地区，后面做不做、做快做慢都无所谓；另一种观点认为要有功能区分，不能凡是大楼就集中摆，这也是我们的观点。通过规划，我们把小陆家嘴定位为核心金融功能、跨国公司总部为主的中央商务区，后面竹园地区是要素市场和商贸区，再之后近世纪公园是文化、行政区，然后把各个建筑按功能填充到上述区域中，让这些功能区域慢慢长起来，最后沿着主要道路连接起来。

给邓小平同志看的陆家嘴中心区规划灯光模型

       此外，我们通过规划还解决了小陆家嘴规划上的4个技术性、战术层面上的问题：一是总的建筑容量和规划指标；二是黄浦滨江沿线开发标准和内容；三是金融性大楼的点、面、组团关系及形态组合；四是人、车出行的交通组织问题。这些对我们也都是非常大的考验，决策都非常慎重。黄菊市长曾说过，希望陆家嘴中心地区规划能够25年不变，一张图纸干到底。如今25年早已过去，最终实施的这张规划蓝图的确没有大的修改，只有很少的局部优化，最大的修改就是上海中心这幢楼，它增高了、面积也增加了。

创新解决资金土地难题确保开发有序推进

       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资金，开发区建设就是纸上谈兵。我们公司刚成立的时候，房子、办公用品都是借来的，浦东开发办借给我们20万元的临时办公用品用款额度，但要求在注册资本到位后还清。这20万元，我们连办公用的租车费也不舍得从中开销，车子都是向外单位无偿借的。记得第一次为金融中心功能建设请银行家座谈的会场，也是汪雅谷到他老单位友谊商店赊账借用的。后来，工商银行浦东分行行长姜建清知道了我们的困难，给我们3个开发公司每家贷款200万作为开办费。当时公司没有任何资产可作抵押、担保。他说：“我就用浦东开发的国家战略和决心做担保吧。如果浦东开发搞不成，那么我们这个分行也搞不成了。”

       至于政府投资，最初朱镕基跟浦东开发办主任杨昌基说，一个公司给3个亿人民币作为注册资本。后来由于财政紧张，就改成一个公司1个亿，最后直接变为3个公司1个亿，浦东开发办分配给每家3000万元，余下的1000万元留浦东开发办。而且这笔钱是贷款，是要还的。说实话，无论是20万、200万，还是3000万，对我们这些大范围开发的开发公司来说，都是杯水车薪。没办法，我们只能在绝境中找钱，走改革创新的路。

       第一个创新模式是“土地空转，滚动开发”，就是用“财政——公司——土地”三级之间互冲流转资本和土地要素，从而把启动资金和土地开发权问题解决了。我们做规划的时候，决定先拿到1.51平方公里进行毛地开发，但这些地我们要用6.7亿人民币去买开发权，然后再搞动迁，当时我们根本没有那么多钱。于是，在市里的支持下，市财政局将这1.51平方公里土地的出让金作为国家股本投给我们公司，我们公司在得到这张投资的支票后，将这笔资金用于购买土地开发权权、签订土地受让合同时，再将支票交给市土地局，市土地局再把这笔收缴的出让金（支票）上交市财政局。这样一转，皆大欢喜。我们陆家嘴开发公司有土地可以开发了，政府的资金作为对公司股权投入，转了一转又回到财政，而且土地有偿使用规范了，不仅符合市场规则又符合法律规定。

       第二个创新模式，是用获得的毛地按一定的价值吸收外资直接资金投入进行联合开发的模式。比如富都世界地块的开发，就是通过和泰国正大集团一起合资成立3000万美元注册资本的中外合资企业——“富都世界”进行开发的。我们以黄浦江边24公顷毛地按55%比例入股，正大集团则由它的下属公司富泰(上海)有限公司出资45%比例美金入股。1991年10月，我们又跟上海实业公司、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和香港泽鸿发展有限公司联合组成陆家嘴金融贸易区联合发展有限公司，我们入股94.4公顷土地开发权作55%的控股投入，直接又获得外资4410万美元的现金投入，成立了当时上海最大的注册资本9800万美元的合资企业。

       第三个资本创新模式是创建上市公司。早在1991年初，我们曾尝试上报房地产开发上市方案，因那时中央对上市公司比较倾向于实业、工业，而房地产公司未获批准。但是，过了半年，我们做了许多工作，讲了许多道理，终于说通了中央和上海的主管部门，最后跟上海投资信托公司、建行上海市信托投资公司、中房上海公司一起，组建“上海众城实业房地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再次上报，在1991年9月份获得批准，成为全国第一家A股上市的房地产公司。试验成功后，浦东的3家区域性开发公司也开始陆续上市。1992年8月，经市政府批准，陆家嘴开发公司整体转制并更名为上海市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于1993年6月上市，很快成为股市“领头羊”。1994年12月，我们又顺利发行了B股，进一步从海外筹集资本。

       此外，我们还通过实业投资经营、土地开发经营、房地产项目融资、借贷和发行债券等多种方式筹集资金，使无米之炊变成可为之作。

       有了资金，也有了土地，我们就可以真正实质性地开展开发建设了。为了使毛地变成可供开发的熟地，我们开展了大量的动迁工作。这离不开工作生活在陆家嘴这片土地上的企业、职工、居民、农民的理解和大力支持，是他们毅然决然的放弃小家为大家，才使得我们的动迁速度很快。比如，位于陆家嘴隧道附近的、承担全国所需大部分轴承钢珠生产的上海钢球厂的职工在搬迁的时候，打出“让我们笑着向陆家嘴告别”的横幅，成为激励浦东开发的一个响亮的口号。再比如，位于现在富都世界、香格里拉酒店沿滨江的立新造船厂的动迁，经过艰难谈判最终同意签约的那天，该厂厂长却拿着笔迟迟不肯签，泪水在眼眶里打转，说“我签不下去，近百年的老厂要断送在我手上”。后来还是在赵启正副市长的劝说下，抱着凤凰涅磐的决心签了字。类似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至今仍感动着我。没有他们对国家大战略的支持，我们也做不成这些事。

1995年上海钢球厂搬迁情景

       在居民动迁方面，我们在1990到1992年间先造了10万平方米临时过渡房，以解决首批启动项目腾地问题；在1993年到1995年，又建了当时上海最大的动迁房基地——128万平方米的金杨新村。到1997年底，我们共动迁20257户人家。对于动迁农民的安置，我们更是开动脑筋从长远考虑解决他们的发展问题。我们通过创办安置农民的企业吸收他们就业，使他们变成浦东开发的生力军；我们跟严桥乡和洋泾乡组成经济联合体，他们用被动迁的补偿和土地作资本和我们一起建立开发公司，按浦东开发的城市规划进行联合开发，解决了农民的失地问题和长期养老资金来源问题。另外，我们还办各类专业技术培训班，培训农民再就业。总之，我们把有可能出现的动迁阻力，千方百计变成一种大家为浦东开发出力的动力，最后变成一种居民和企业对开发浦东的信心而共同参与的历史性贡献。

关键项目、超前基础设施出形态、出功能

       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建设的成效，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城市形态，一个是功能开发。特别是功能开发这个题目很大，不是陆家嘴开发公司一家可以单独做成的。应该说，我们是在国家、上海、相关行业联动下，按照规划蓝图，用钉钉子的精神，通过一个个“领头羊”项目推进相关行业的一大片，把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功能培育起来；通过基础设施建设的超前实践，来确保陆家嘴地区城市形态更加符合现代金融贸易区的需要。

       为推动陆家嘴金融功能培育，我们抓的第一个“领头羊”项目，是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大楼。这个项目是由我们帮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立项的。为促成该项目的完成，我们公司全力以赴全程跟进，不仅自己专门招聘代建工程队伍，还把我们第一批拿到的注册资本买了3万平方米动迁房支持他们，贴作地价的一部分。1995年央行大楼竣工营业的仪式上，副市长、浦东新区管委会主任赵启正，让人找了一只小白羊，用红布兜着，送到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毛应樑的手里，意喻上海金融业的“领头羊”带头进驻浦东陆家嘴。很快，在这个“领头羊”的带动下，跟进了一群“羊”：不仅有工行、农行、中国银行、建行、交行、上海银行、兴业银行、浦发银行、招商银行、民生银行、国家开发银行等国资和地方银行，还有花旗、渣打、汇丰、恒生、东亚、大华等外资银行，一批非银行金融机构像中国人保、中国人寿、平安保险、太平洋保险、上海国际投资信托公司等，也都进来了。

       为推动陆家嘴贸易功能培育，我们抓的这个行业的“领头羊”项目是金茂大厦。金茂大厦不仅是上海曾经的第一高楼和上海最美的高楼设计，还是外经贸部直属企业联合投资的项目。外经贸部不仅在这里造了一个地标，而且用功能把这个楼填满，使它变成外经贸部在上海的业务总部或者说变成全国专业外贸市场的业务中心。不同领域外贸公司的进驻，打破了全国外贸条块分割的状况，由于浦东开发开放的政策，很多进出口公司开始跨界、跨业务发展。可见，我们抓住了这只贸易领域的“领头羊”，换来的是区域经济功能、贸易功能的大发展。

       我们抓的第三个具有“领头羊”作用的项目，是安徽省的裕安大厦。刚开始，安徽省只是想在上海建一栋办公楼，找一个码头仓库，然后把安徽的货物运出去。但是，他们看到浦东开发的大计划后调整思路，要建一个安徽省能和国内各省市连接、可以直接与国际连接的基地大楼。最终，安徽裕安大楼的省际窗口功能和我们用成本以下地价供地的模式，被市领导重视和研究，并加以规范推广。1993年3月，市政府正式出台“在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的省部楼宇”的政策，主要内容是“一省一部一楼”；按项目给土地；按功能给政策；先试行一年。经过遴选和梳理，到1996年先后有20多个省部楼宇在功能区域落户，不仅带来了资金，还促进了陆家嘴要素市场和全国互联互通的经济交流功能的培育，更为重要的是，我们通过这个“领头羊”带出省部楼政策，使浦东成为全国的浦东，让全国共享这块黄金宝地。

       随着各个功能楼宇项目的签约，与之相配套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也必须加紧推进。为此，我们进行了许多大胆的实践。最早做的是陆家嘴滨江大道样板段。样板段从原陆家嘴轮渡站一直到丰和路，与浦西的滨江隔江相对。我们按照亲水理念把绿地和防江堤、防汛墙结合在一起做，把临江的步道后退80—150米后做一个斜坡绿地，把7米的防汛墙功能隐藏其中，然后是绿地伸展，再接着是建设项目和城市道路。样板段建设从1992年12月开始，差不多一年时间建成，既恢复了上海传统黄浦江岸旁观光带，又开创了具有新的城市功能的陆家嘴滨江大道，著名国画家朱屹瞻老先生还欣然为其题词。

       在地下，我们也动了不少脑筋，进行了一些探索。我们在现在的张杨路下面建了上海市第一条真正的城市管线共用管廊，俗称“共同沟”。那是在路面下做一个几米宽、2米多高的混凝土结构，管线放在两边，人可以走下去。除了“共同沟”，我们早在1994年做小陆家嘴地下管廊的时候，还把地下光纤24孔导管全部放下去，这在上海也是最早的。

张扬路上的“共同沟”内景

       1996年，随着浦东开发开放转入基础开发和功能开发并举阶段，我们又做了世纪大道样板段。样板段100米宽的路段两边都各留了10米宽的景观带。在做世纪大道设计国际招标的时候，曾设计上海大剧院的法国夏邦杰设计事务所给我们提出了现在这样比较浪漫的想法，即把路中心线移一下，在100米路幅中，同样是80米的路宽，按北边的绿化带5米、朝南的景观绿化宽15米摆放，南边还可以做街心公园，人们步行中可以坐在街边公园里晒太阳、聊天，真是移一移大巧妙。在建设世纪大道等重要基础设施建设的过程中，我们还非常注重软环境的打造，甚至是用超前的眼光开展人和社会的生活配套、社会环境配套和城市管理等工作。比如，中心绿地的景观设计、环境设计的一部分是我们公司和陈逸飞先生成立的东外滩逸飞环境艺术设计公司做的。我们在世纪大道沿街设计引进了东方之光——日晷、世纪晨光、沙漏、阴阳五行、回归绿洲飞鸟等雕塑，让道路不再冷冰冰。后来我们做陆家嘴滨江金融城时，更得心应手，规划在船厂的那块空间留了好多城市环境艺术和城市雕塑的位置，把建筑和城市空间、环境艺术结合起来。

       到2001年，经过10多年的开发建设，陆家嘴金融贸易区金融、商贸、会展、旅游、现代居住功能得到全面拓展。中外金融机构达到123家，其中外资金融机构60家。上海证券交易所等国家级要素市场和25家跨国公司总部或地区总部相继进入，现代化服务中心逐步功能凸现。

       让城市形成生命力，建成一个有生命力的城市，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尽管后来我离开了陆家嘴开发公司，但我还在不同岗位上时刻关注和反思陆家嘴金融贸易区走过的路。我们1990年开始的陆家嘴地区的开发在打造大型城市综合体、垂直城市的立体开发、建筑和交通间的协调、城市功能的丰满、智慧城市建设等方面还存在着许多可以优化、提升的地方。许多想法又使得我在2003年开始的陆家嘴滨江金融城建设中进行了优化和实践探索。

如今的陆家嘴

       三十而立的陆家嘴金融中心，正值旺年，必将迈向世界级的金融中心。我想这个中国奇迹的诞生，可以告诉世界，告诉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中国是怎么崛起的，中国未来也必将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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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奇迹：浦东早期开发亲历者说》编辑 / 丁达制作 / 丁达 转载请注明来自“党史镜报”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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